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农村人口外流导致大量农房闲置，这一现象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何将这些“沉睡的资产”转化为农民增收的新途径，成为促进农民增收、助力提振消费的关键议题。

　　受访专家认为，通过政策创新和产业导入，闲置农房能够成功转型为“增值资产”，为农民增收提供新渠道，并为县域经济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的出租、入股、合作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了使用权与资格权的分离，为社会资本进入乡村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此过程中，也需严格防范农民“失房失地”的风险，确保在流转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农民的资格权得到保留，为农民留下退路。

　　从“闲置房”到“黄金屋”，多地积极探索农民增收新路径。

　　在浙江的众多乡村，通过盘活农户房前屋后的闲置资源，许多“小而美”的农家庭院得以焕发生机，不仅推动了农民增收，还优化了乡村产业结构。在浙江开化金星村，一场“庭院经济”的探索正在悄然改变乡村面貌，通过打造特色庭院经济模式，村民们的闲置房屋变成了增收的“聚宝盆”。

　　类似的成功案例也发生在泰顺村尾村和东坪村，通过改造闲置老屋、整合土地和房屋资源，村集体收入大幅增长，村民人均增收显著。

　　这些案例的成功实施，离不开政府的精准引导和一系列创新政策的支持。据开化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通过摸清、盘活闲置资源“家底”，聚焦产村融合，创新乡村运营，已经成功开发落地多个项目，为多个村集体带来了可观的增收，并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的投资。

　　山东财经大学土地科学与政策研究院院长曲衍波指出，将农房改造为精品民宿、共享工坊等载体，可承接县域旅游“下沉式消费”需求，不仅能够实现农民住房资产的增值，还能带动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使用权与资格权分离，有效避免农民“失房失地”风险。

　　尽管全国范围内闲置农房的有效利用面临诸多挑战，但受访专家普遍认为，通过政策创新，可以破解这一难题。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罗明忠指出，家庭小型化以及“建新不拆旧”等问题是导致农房闲置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现行政策对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城市居民继承农房）的权益保障不足，也引发了潜在产权纠纷。

　　面对这些痛点，政策创新成为关键。曲衍波认为，需要构建新的制度框架，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模式，实现使用权与资格权的分离，为社会资本进入乡村打开通道。这种模式不仅激活了闲置资源，还为农民提供了稳定的收益来源。

　　全国政协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学明强调，明晰土地资产产权是盘活闲置农房的前提。通过建立相关证件，保证土地产权明确，将有助于保障农民和社会资本的合法权益，打消双方顾虑，推动闲置农房的顺利盘活。

　　然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需警惕潜在风险。曲衍波提醒，过度商业化可能冲击乡村生态，资本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可能引发矛盾。因此，在盘活闲置农房的过程中，应注重平衡各方利益，确保农民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城乡共振，重塑消费新格局。

　　随着闲置农房的盘活进程加速，城乡消费场景的重构正在催生新的经济增长极。以“候鸟式养老”和“周末经济”为代表的新型消费模式，逐渐成为撬动乡村全面振兴与消费升级的重要杠杆。

　　曲衍波认为，盘活农房可成为县域文旅产业链的关键节点，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周末经济”也成为城乡消费融合的重要载体，推动了乡村餐饮、文化体验、户外活动等服务业态的发展。此外，“共享经济”模式也将在乡村找到新的应用场景，通过数字平台连接城市需求与乡村资源，实现农村闲置住房的灵活高效利用。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

关键词：闲置农房、农民增收、乡村振兴、城乡消费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