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方案》涉及到教育支撑、重点群体基本生活保障及“一老一小”的内容，其中提到鼓励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用人单位办托和托幼一体化服务。

　　多位幼儿园管理者向记者透露，目前全国各地的托幼一体化发展情况参差不齐，普惠托育“知易行难”，“教育券”等新模式值得试点探索。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目前各地都在发展托育，尤其是北京、上海对托育的需求相对旺盛，其发展也走在前列。但托育对专业人才的要求较高，在短时间内还很难实现全覆盖，要达到基本普惠时间也较长，不仅需要政府财政的预算支持，还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社会机构参与。

　　需求旺盛人才少

　　近年来，生育意愿变化成为我国不容忽视的问题。多位采访对象表示，“不会养”“太贵了”“阻碍事业发展”等是她们 “不想生”的理由，也有不少人表示，养育支出的降低会提高自己的生育意愿，缓解生育焦虑。

　　家有2岁小孩的宝妈李红（化名）介绍，去年年底她家附近开设了一家普惠托育园，价格低了不少，上下班就能接送。据她介绍，成都托育服务的价格在每月2500元至6000元不等，3000元以下的托育机构很多是社区或者政府普惠的。托育问题也引发了财经领域的关注。

　　这也折射出生育问题的一个焦点：面对托育需求，普惠性托育该如何落地？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普惠托育仍面临多重挑战。首先，管理职责不明确，即婴幼儿照护服务涉及发展改革、教育、财政、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职责，尚未写入部门“三定”方案，相关部门职责边界不明晰。其次，婴幼儿照护服务未纳入基本公共康务范围，投入保障明显不足。各级缺少必要的工作经费和事业发展经费。目前大多数地区未将托育补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对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举办非营利性托育服务机构的政策支持不够，政府引导和监管作用有待加强。

　　李红告诉记者，虽然普惠价格降下来了，但机构的运营并不长久，市场变化较大。她深切感受到普惠托育服务推进的困难对自己和家庭造成的影响：“孩子一开始待的那个托育园因为房租问题倒闭了，于是只能换一个，孩子又要重新适应。”她还补充道，“现在托育普遍存在‘退费难’的问题，退费退了一个多月。”

　　此外，专业人员配备不足是目前国内托育行业发展面临的困境之一。“托育的难点第一个就是人，由于托育与幼儿教育是两个概念，托育更偏重照料，更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的托育人员，同时人员的操作技能涉及医疗保健、食品医药安全、儿童早期发育等，难度是高于幼儿园的。”储朝晖直言。

　　托育师小月告诉记者，比起幼师，自己的职业好像更不受重视，但要求又更严格，而且由于盈利模式脆弱，工作并不稳定。

　　全国侨联委员、小金星国际教育集团董事长谢燕川表示，除了人力资源不足，托育机构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师资水平不均和日常运营的高成本。“目前，市场上资质优良的托育老师非常有限，而培训和福利的支出更是加大了机构的运营负担。要维持高水平的服务，很多机构不得不在收入和支出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机构运营存经费短板

　　当下，现行指导性托育收费标准与运营成本倒挂现象突出。据记者了解，托育园的场地租金占成本40%以上，单个托位月均成本超5000元，而且由于师生配比通常在1∶3左右，人力成本较高，但收费却受政策限制，因此运营上存在诸多困难。

　　业内人士及专家认为，从发展普惠托育的要求看，地方财政应该给普惠托育机构相应的财政拨款支持，如果没有财政拨款支持，托育机构就只能靠收费维持生存、发展，其普惠性就难以得到保障。

　　这一困境与此前普惠民办幼儿园屡屡“闭园”相似。虽然“入园难”问题得到了极大缓解，绝大多数幼儿都能在收费合理的普惠性幼儿园就读，但经费保障仍存在明显短板。教育部基础教育相关负责人也提道：“底子薄，欠账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旧突出。”

　　采访对象严希（化名）告诉记者，地区之间普惠性民办园补助有较大差距，有的普惠性民办园拿到的补助也低于同省份公办幼儿园生均拨款标准。“目前普惠性民办园生均补助的标准明显低于对公办园的生均拨款标准，比如民办园进行普惠教育仅500元，每月补贴几十元，而成本可能是700元，这样算下来是亏本的，民办园就无法继续经营，因此很多民办幼儿园直接关门。但是如果整个学前教育都由国家托底的话，财政负担是非常大的。”

　　严希透露，关于生均成本的具体价格，部分地方政府不愿意直接面对。“要真正做好学前教育，政府应该有明确的账目，按照这个账目给普惠幼儿园或者托育园。而不是剥夺民办生存空间，只负责补贴和亏损，这样会导致整个行业的人都清场，民办机构也不再参与市场机制。”

　　结合现有政策来看，“大力发展托幼一体化服务，优化托育服务精准供给”是当下民生关注的焦点。我国目前还存在大量的托育缺口，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数据，到2025年，我国托位缺口达400万个。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幼儿园也开展了“托幼一体化服务”，即招收3岁以下的幼儿，提供托育服务。但业内的共识是：目前各地的托幼一体化发展情况参差不齐，财政和政策亟须更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然而，发展托幼一体化服务也面临难题：虽然国家层面提出了发展普惠托育的要求，但地方财政并没有对3岁以下的幼儿托育给予具体的支持办法。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看来，发展的关键在于要加强对发展托育与学前教育的投入，必须明确将幼儿园招收3岁以下幼儿纳入财政支持范畴。具体可以分两步走。首先，明确幼儿园招收3岁以下幼儿的生均拨款与3～6岁幼儿的生均拨款一致，对民办普惠园的生均拨款与对公办园的生均拨款一致。其次，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免费托育、免费学前教育。

　　关于如何实行免费托育、免费学前教育？多位采访对象提到了“教育券”这一名词，并认为应该探索实施“托育与学前教育券制度”。

　　据了解，目前已有部分国家采取“教育券”的方式：即每个孩子得到同等额度的教育补助，不论就读公办园或民办园，家长可自由选择。

　　熊丙奇认为，如果能明确给所有普惠幼儿园、普惠托育机构一样的生均拨款，就可以探索实施“托育与学前教育券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提高生均拨款，给所有0～6岁的幼儿家庭发放‘托育与学前教育券’，由幼儿家庭自主选择托育方式、托育机构、幼儿园。通过‘托育与学前教育券’可兑换金额，让财政拨款能覆盖普惠托育机构、幼儿园的所有办学成本。如果家长要给幼儿选择其他民办托育机构、民办幼儿园，只需缴纳保教费与‘托育与学前教育券’的差额部分。”

　　储朝晖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表示，如果政府预算充足的话，可以发放托育券，这样操作相对规范，又能兼顾公平和效率。

　　储朝晖还提出自己的思考，“如果机构或单位办托育的话，谁来支付成本？在1990年时，就曾经对这个问题做过深入讨论，深层次还涉及社会分配的问题，因此如果是真正面向全民的普惠托育，就应该通过规范的预结算程序，尽力做到公平公正。一定要先把这些问题厘清，不要先制造一些问题再去解决。”

　　借鉴全球的先进经验可能是改善现状的一个方向，谢燕川以香港为例，指出香港学前教育通过分类管理兼顾公益性与多样性，家长可根据身份、预算及教育目标选择适合的机构。“我认为提出免费学前教育，并非仅读公办幼儿园的孩子可享受免费，而是所有孩子都有权力享受免费学前教育。”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