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放育儿补贴是全球低生育率国家普遍采取的生育激励政策，我国正推动育儿补贴政策从地方探索转向中央统一部署。这一转变过程中，央地如何分担育儿补贴成本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受访专家表示，中央财政应提供总体政策框架及转移支付等资金支持，地方财政则根据实际需求灵活调整补贴标准和方式，这是实现补贴发放和政策衔接的有效方案。

除补贴外，构建更全面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包括增加生育保障和服务，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高生育成本公共化水平，是未来需重点解决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透露，国家卫健委正会同有关部门起草育儿补贴操作方案，将推出直接惠民措施。中央政府统筹发放育儿补贴的讨论引发广泛关注，相关部门正加紧制定和推出相关政策。

发放育儿补贴是全球低生育率国家的普遍做法，在中国，此类实践此前多集中在市、县甚至乡一级。自2021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各地在此背景下进行育儿补贴的探索。

四川省攀枝花市于2021年7月率先推出育儿补贴金政策，对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后，各地陆续出台类似政策，补贴金额和方式各异。

在制度设计上，各地已展现出“地方智慧”。例如，呼和浩特市采取每年发放1万元的补贴方式，将短期大额支出转化为长期可控支出，缓解财政支出压力。此外，通过公安户籍系统与不动产登记数据联动，锁定目标群体，规避非户籍人口套利。这一政策兼具吸引人才、留住本地居民的双重功能，设计逻辑值得借鉴。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31个县以上地区明确提出了发放育儿补贴，其中安徽、宁夏为全省（区）范围内统一实施，其余地区多为市、县等层级的探索。

从政策到法规、从地方到中央，探索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省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是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点工作。部分省份在法规层面对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有所明确，如吉林省和黑龙江省。

202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建立生育补贴制度。同时，《政府工作报告》也首次将“发放育儿补贴”纳入其中，政策脉络更加明晰。

构建一个更广范围、更大力度的育儿补贴制度，将对各级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资金统筹提出更高要求。央地如何分担育儿补贴成本、政策如何衔接配合、补贴如何高效有序发放等问题需考虑。专家建议，国家层面提供明确指引，确保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基本政策，地方根据自身财力适当放大政策效应。

若呼和浩特模式全国推广，育儿总补贴规模或超3700亿元，有望拉动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部分省份如内蒙古自治区已在探索建立“生育成本共担机制”，通过自治区级财政或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获得外部资金支持。

长期来看，构建更大力度的育儿补贴制度离不开中央财政的统筹。中央财政应负责制定总体政策框架和提供转移支付等资金支持，地方财政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补贴标准和方式。专家建议参考现有的计划生育转移支付机制，结合人口政策转型目标进行适应性调整。

除育儿补贴外，各地正密集推出一揽子生育支持政策，包括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账户、发放普惠托育补贴、延长生育假等。如何构筑更综合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也成为当前学者探讨的话题。提高生育率的基本盘在一孩，因此需要普惠性、兜底性公共政策加以激励。

在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过程中，跨部门协作尤为重要。除了投入资金，还需要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氛围，提供更多生育保障、服务以及人文关怀。此外，专家还建议加强对普惠托育机构的财政投入，完善托育服务支持政策，并推动生育保险覆盖面向灵活就业人员扩围。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