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规格的消费提振行动已经到来。

3月16日晚，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正式公布，该方案部署了8个方面共30项重点任务，旨在全面提振消费。

此次以最高层名义出台的消费政策，实属罕见。上一次类似行动还要追溯到2018年，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首个专门针对消费出台的文件。

当时，政策聚焦于破除消费领域的体制机制障碍，强调通过制度创新释放消费潜力，并提出以供给侧改革引领需求侧升级的思路。

七年后的今天，提振消费所面临的压力已大不相同，对消费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强调系统把握和源头施策。

此前，《政府工作报告》已明确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并制定专项措施以提升消费能力、增加优质供给、改善消费环境，从而释放多样化、差异化的消费潜力，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提振消费作为今年经济的首要任务；而在2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更是专门研究了提振消费的相关工作，围绕提升消费能力、深挖消费潜力、营造放心消费环境等多方面作出部署。

我国正加速向消费型社会转型，这一趋势已空前明显。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审视消费问题，深入剖析消费动力不足的根源。

虽然各地已出台大量促消费政策，但不少政策仍局限于“就消费谈消费”的框架内，增量举措虽多，但效果并不显著。

中办、国办《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针对性解决制约消费的突出矛盾问题”。其中，消费能力无疑是首要问题。

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1.3万美元，逐步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但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却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中国约为37.0%，而日本、美国、英国则分别为55.6%、68.8%、61.9%。

在人均GDP从5000美元提高到2万美元的过程中，美国的平均消费倾向从87%上升到89%，日本从72%上升到81%，澳大利亚从73%上升到87%，法国从81%上升到88%，韩国从73%上升到89%。相比之下，中国的这一数字比上述发达国家低了约20个百分点。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复杂多样，但核心在于两点：一是可支配收入增长相对经济增长滞后；二是教育、医疗、养老等未来支出压力过高，导致储蓄率高企。

本质上，这是一个信心和预期问题——人们并非“不会消费”，而是“不敢消费”、“不愿消费”或“无力消费”。因此，要从“消费能力”入手，解决预期不足和信心不振的问题，这是本轮提振消费的关键所在。

《行动方案》提出的七大行动中，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和“消费能力保障支持行动”。这些行动包括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加大生育养育保障力度、强化教育支撑、提高医疗养老保障能力等，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居民“增收”的举措。

同时，舆论热议的落实带薪休假、强调“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等条款，也是将本应属于劳动者的权利和福利归还给劳动者。如果这些措施能够落实到位，本质上也能产生“增收”的效果。

此外，在快速工业化阶段形成的、相对重投资的资源投入方式及其连带的宏观经济政策，也需要逐渐将重心转向最终消费。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应着眼于居民个人、着眼于广义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更多发力以激活消费潜能。

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并引发热议的“投资于人”，正是这一逻辑的体现。《行动方案》中的“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大宗消费更新升级行动”等，关键都在于“惠民”。这显然不仅仅是原则性的倡导。

在各地频繁出台促消费政策后，投入是否实在、补贴是否解渴、是否击中需求侧的痛点，效果一目了然。从更深层次来看，这实际上是资源掌握权的问题——如果政府愿意向“人”投入资源，并将更多补贴从生产、出口转向消费民众，往往会带来市场信心和活跃度的激增，从而实现全局的“增利”。

去年“9·26”政治局会议以来房地产领域的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此番《行动方案》再次对此作出部署，包括允许专项债券支持城市政府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适时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等，都旨在进一步突破政策瓶颈，在不同形式的“让利”过程中稳住市场。

《行动方案》所展现的庞大政策工具箱，都体现了上述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行动方案》还特别针对各类“限制措施”，尤其是来自地方政府的限制措施和准入壁垒，提出了清理优化行动。包括“及时清理多消费的不合理限制”、“鼓励各地区对促销活动、社区集市、户外展示、招牌设施设置等简化审批流程”、“对大众消费场所无事不扰”等，都很容易找到现实对应的问题。消费者和经营者对此想必都会感到欣慰。

着重强调清理限制措施，正是为了通过规范政府行为、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这正是“促消费”的本义所在——消费问题本质上是信心问题；提信心，除了恰到好处的“加法”，更重要的是坚决果断、刀刃向内的“减法”。

限制少了、不确定性少了，信心自然会增强，消费自然会增长。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