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啄木鸟维修平台乱收费到“电子签”高利贷，从窃取个人隐私到骚扰电话黑产、“手机抽奖”新套路……今年的“3·15”晚会曝光了一系列高科技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例，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讨论。

　　这些案例之所以引起消费者的高度关注，是因为在人工智能时代，信息差导致消费者处于弱势，商家平台夹击下消费者选择权受限，算法操控下的消费陷阱无处不在。

　　人们对此深感忧虑：拥有认知和感情的人类会作恶，而仅凭理性计算执行指令的技术同样可能“作恶”，且更容易实现。

　　以算法为例，科技带来了巨大变化，过去是“人找信息”，现在是“信息找人”。

　　人工智能的决策正逐渐渗透到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影响着每个人的工作与生活，尤其在个人信用、消费安全、资产处置方面，我们难以对这些“作恶”行为视而不见。

　　科技已不再是纯技术问题，它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从社会角度看，技术并非中立。

　　科技进化的关键在于人类如何驾驭工具，而非被工具异化。

　　晚会曝光的案例中，普通产品制造业打破常规，平台经济突破底线，看似偶然的不当操作，实则汇聚成干扰消费的必然因素。

　　从“科技与狠活”到大胆的“二次翻新”，从傲慢的啄木鸟到屡教不改的“顽强”借贷宝，跨越时间与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企业逐利动机与社会责任、法律约束之间的长期博弈。

　　打击逐利作恶，寻找监管与创新、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是打开消费破局的关键。

　　历史经验表明，部分监管问题可通过科技自身解决，如机制设计、技术校准等，以规避短期机会主义，与人类价值观及监管要求保持一致。而另一部分则需通过法律解决，建章立制，让“算法”更守法。

　　监管的重要性在于警示别有用心者，既算计消费者，又算计劳动者是行不通的。

　　强大科技可能被恶意利用，技术作恶的边界正被击穿。减少失序行为需提高犯罪成本，完善配套规则和指引。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震慑服务提供者。

　　具体行业应学会算大账，不能为短期利益伤害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和隐私。平台应倡导科技向善，破除“信息茧房”，优化推荐机制，完善管理规则。

　　全国两会刚闭幕，促消费、强科技政策成为市场焦点。提振消费位列今年政府工作任务之首，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关乎未来。

　　在中国，提振消费是短期与中长期因素交织的复杂问题。杜绝科技作恶，既解决短期消费陷阱治理，又改善长期消费环境。

　　让消费者“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解决隐私泄露、算法偏见等问题，才能真正提振消费。

　　——北京商报评论员陶凤

（文章来源：北京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