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加效应即系统内部各部分相互作用的综合效果。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工作高度重视“叠加效应”，力避合成谬误与分解谬误。经济增长与经济地理的相互作用需统筹考量。面对复杂局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结合实施更为积极的宏观政策和增强区域发展活力，着重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及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空间相互作用是经济空间联系的桥梁，空间一体化强调区域共同发展，通过加强空间相互作用来扩大交换范围、提升交换效率，推动生产高效集中、生活共同富裕、生态和谐共生，是发挥区域叠加效应、达成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新发展阶段需同步探索推进共同公共制度和统一基础设施建设，并针对特定地区实施空间差别化干预，以培育增长极和多层次城市功能圈。

深入推进空间一体化

空间一体化融合了共同公共制度、统一基础设施和空间差别化干预。共同公共制度基于统一市场，要求不同地区执行一致的政策、法律及标准；统一基础设施涵盖交通、通信、能源等网络的互联互通；空间差别化干预则根据目的和方式的不同，分为平衡型、生态型、竞争力型干预及资源分配型、地区竞争力提升型干预。

空间一体化的推动方式因国家和地区而异。发达国家多侧重于平衡发展型、生态型、竞争力型空间干预；发展中国家则需在构建共同公共制度和统一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实施特定地区的动态干预。

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分工与协调发展，推动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自此，我国区域战略实质上体现为共同公共制度、统一基础设施与针对特定地区的空间差别化干预的动态叠加，历经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侧重于统一基础设施和共同公共制度；2001至2012年强调统一基础设施及针对特殊地区和四大板块的平衡型干预；2013至2020年为平衡推进共同公共制度、统一基础设施和空间差别政策的过渡阶段。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在于畅通经济循环，旨在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空间相互作用是经济循环的空间表现，增长极是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关键。推进共同公共制度和统一基础设施建设是畅通空间互动、培育增长极的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任务，强调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及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强调了发挥区域战略的叠加效应，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极。

新阶段需重点推进统一基础设施，特别是共同公共制度建设。首要任务是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共同公共制度奠定基础；其次，需完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的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鼓励地方政府间合作，促进政策协同；强化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对区域政策进行一致性评估；最后，推进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建设，强化科技创新和数字、绿色赋能。

培育壮大经济增长极

增长极是经济活动集聚形成的经济地理中心，具有创新能力和增长潜力。培育增长极是实现特定地区发展的关键路径，有助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畅通经济循环、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应遵循“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城市群带动区域”的发展模式，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与人口承载能力，提升其辐射力。要将超大特大城市发展为参与全球城市网络重构的增长极，优化生产力布局，加强四大功能在中西部超大特大城市和桥头堡城市的战略布局。

应促进都市圈发展，推动城市群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加强成渝、长江中游、山东半岛、中原、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建设，辐射带动国家战略腹地。同时，可将“风筝区域”打造为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核心区，利用其优越的自然人文条件，培育新的巨型增长极。

推动城市功能圈全面发展

发挥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核心在于增长极，关键在于其辐射带动作用。增长极与周边区域一体化是其发挥辐射作用的基础。城市功能圈是增长极与周边地区优势互补、一体发展的空间组织。要推动不同层次的城市功能圈全面发展，包括建设城乡共生圈、深入推动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建设城市群经济圈和新型经济大区、以及建设开放对流的国家经济链带。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