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导读:

2025年2月5日,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金融分论坛聚焦“加快发展金融与现代服务业,共促产业高质量发展”。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提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共同支持。广东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上有优势,但仍需解决体制机制难题,提出了包括稳定经济社会环境、丰富科技金融产品、优化财政治理体系等建议。

2025年2月5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再度聚首,隆重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其中的金融分论坛已连续三年成功举办,此次论坛的主题聚焦于“加快发展金融与现代服务业,共促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论坛中,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接受了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的专访,他指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离不开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紧密配合与共同支持。”本次大会上,广东精心策划了多个环节,旨在发布并解读产业政策与财税、金融政策的相关内容,彰显出广东正致力于推动产业政策与财税、金融等政策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共进。

论坛上,罗志恒发表了题为“财税金融为新质生产力赋能:内涵与实施路径”的演讲,他提到,广东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上具备显著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亟待解决的体制机制难题。

广东企业展现六大“90%”优势,制造业与创新领域齐头并进

罗志恒强调:“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凭借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卓越的科技创新实力、庞大的本土消费市场以及丰富的科技金融资源,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上起步早、速度快,具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独特优势。”

数据显示,广东的工业规模约占全国的1/8,有约160种工业产品的产量位居全国之首,其中手机产量高达6.5亿台,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253万辆,均位居全国榜首。广东已成为全球瞩目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华为、比亚迪、立讯精密、大疆等企业已跻身全球领先行列,更有7家制造业企业入选财富世界500强。

广东的科技企业数量众多,人才济济,全省约90%的科研机构、90%的科研人员、90%的研发经费、90%的发明专利申请均源自企业,全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中企业参与的项目占比超过90%,依托企业建立的省级工程中心占比也接近90%。这六大“90%”充分展示了广东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导地位。

科技金融在广东的发展势头强劲,建立了省市区多级联动的政府投资基金体系,有效引导社会资本进入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领域。2023年,广东的私募股权基金和创投基金管理人数量、管理基金数量以及全年PE/VC投资案例数量均位居全国首位,在资本市场、科技信贷、科技保险等方面也表现出色。

此外,广东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2023年,广东的常住人口达到1.27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75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9%和10.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2.13万元增长至2023年的4.93万元,年均增长率达到7.9%,高于人均GDP的名义增速。消费需求的升级和提质空间巨大,有助于释放新质生产力的潜在需求,为产业升级创造市场空间。

加速培育未来产业,创新推出“创新积分制”

罗志恒认为,广东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仍有进一步发力和完善的空间。

他从稳定当前经济形势、从需求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丰富科技金融产品以及优化完善财政和政府治理体系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首要任务是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在财政方面,需进一步加大支出力度,有效利用国债资金,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当前应着手筹划2025年的项目储备,争取在超长期国债和专项债中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同时,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省内转移支付应考虑人口流动因素,推动市民化进程,提振进城农民工的购房需求和落户后的消费需求。

“鉴于中央正稳步推进消费税下划地方,广东应积极谋划,争取在下划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消费税收入;同时,充分发挥广东数据要素丰富的优势,研究将数据资源转化为财政经济资源。”罗志恒表示。

其次,应将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与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传统产业的提升相结合。一方面,围绕广东当前具有优势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产业,完善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例如,新能源汽车产业应继续发挥动力电池、电机、电控等领域的优势,推出适应国内外需求的竞争力车型。另一方面,积极培育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未来产业,如氢能、量子计算机、人形机器人、新一代通信终端等。

此外,通过丰富科技金融产品、深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区域性股权市场规则等措施,引导资源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一是提高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普惠性和精准度,加快推动全省范围内实施“创新积分制”,支持银行机构根据企业创新积分设计专属金融产品;二是充分利用深交所、广期所两大全国性金融基础设施,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三是推动广东股权交易中心、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两大区域性股权市场建设,保持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最后,优化完善财政和政府治理体系。一是适度将部分省级财力下沉至市县,激发地市发展的积极性和能力;二是将招商引资权限从乡和村逐步上收到区县,避免碎片化发展;三是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落实《决定》中“稳妥推进人口小县机构优化”的要求,针对人口净流出的部分地市或县市,探索机构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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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