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经济工作如何布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作出全面部署，明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涵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将如何协同发力，以增强宏观经济调控效能？又需警惕哪些潜在风险？

近期，澎湃新闻推出“轻舟必过万重山”——《首席连线》2025跨年市场展望系列报道，通过专访多位首席经济学家、首席分析师及明星基金经理，深入剖析蛇年投资新趋势，挖掘市场新机遇，并展望市场未来发展路径。本期，我们特别呈现了对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的独家专访。

管涛，一位在外汇管理领域深耕多年的资深专家，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中国外汇制度的改革历程。凭借丰富的实操经验，他对当前及未来经济形势有着独到的见解。

在谈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时，管涛强调：“两者需更加注重节奏的匹配。”他指出，市场对政策的期待无可厚非，但需警惕对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过度解读。此次重提“适度宽松”，并非意味着货币政策从中性转向宽松，而是对前期支持性货币政策操作的确认。同时，财政政策通常需在两会后才能全面发力，但市场往往因听到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消息而提前抢跑，从而透支了这一政策的利好效应。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管涛认为，应抓住政策转向、经济回升的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引领作用。他强调，改革不能停步，面对需求不足、企业困难等问题，政策支持的风险相对较小。

在人民币汇率走势方面，管涛反复强调“预案比预测更重要”。他指出，美国经济存在软着陆、不着陆、硬着陆三种可能，每种情形都将对国际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带来不同影响。因此，有关部门应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制定好应对预案，特别是要对最坏情形做好充分准备，提高政策响应能力。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需协同发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25年将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其中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更加积极”，货币政策则从“稳健”调整为“适度宽松”。这一政策组合拳旨在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有效应对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推动中国经济稳健前行。

那么，在2025年，如何协同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管涛提出了以下两点注意事项：

首先，需避免对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过度解读。他回顾了自2011年以来中国一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并指出，稳健在西方货币银行学中通常被视为中性货币政策。然而，考虑到近年来中国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特别是为了支持实体经济恢复而采取的降准降息措施，货币政策实际上已呈现出稳健略偏宽松的趋势。因此，此次重提“适度宽松”，并非意味着货币政策转向宽松，而是对前期操作的确认。

其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需更加注重节奏的匹配。管涛指出，2025年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赤字率，必然需要扩大政府债券发行，并配合以低利率、宽流动性的融资环境。然而，无论是流动性还是利率水平，都不是越松越好，而是要把握好“时度效”，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讲究节奏匹配。他举例道，2020年货币政策提前发力降准降息，但财政政策直到两会后才全面发力，导致两者错位，造成市场利率大幅走高。

管涛还指出，当前市场对“货币适度宽松”存在抢跑现象，透支了这一政策的利好效应。尽管一些货币信贷指标有所改善，但市场有效融资需求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

坚定改革，应对不确定性挑战

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时，管涛指出，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冲突、贸易局势紧张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超预期等因素都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从内部因素来看，中国仍需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扩大内需、疏通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等工作。

管涛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会一帆风顺，而是会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因此，需要抓住政策转向、经济回升的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结构性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他指出，改革不能停步，特别是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越早动手见效越快。

此外，管涛还提到，从美国经验来看，支持过多造成的风险小于支持过少。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企业困难等问题，政策支持的风险同样小于支持过少的风险。

汇率波动下的风险与应对

新年伊始，美元指数高企，非美货币普遍承压。然而，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经历短暂下跌后迅速反弹。管涛分析称，这一波动主要受美联储宽松预期降温、特朗普交易回归以及中美经贸关系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

管涛指出，2025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将主要受中国经济恢复情况、美元利率及汇率走势、特朗普政策以及央行汇率调控等因素影响。他强调，如果相关政策举措能够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将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坚实基础。

同时，管涛也提醒道，在汇率波动下需要注意三方面风险：一是市场是否出现顺周期的单边羊群效应；二是汇率涨跌是否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和物价稳定；三是金融稳定风险。他再次强调，“预案比预测更重要”，有关部门应制定好应对预案，提高政策响应能力。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