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经济学泰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的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了生育率下降的深层原因。其研究表明，单纯依靠补贴和鼓励生育的政策难以显著提升生育率，关键在于经济快速增长导致的社会结构剧变，引发了代际和性别冲突，进而推动了生育率的急剧下滑。

在论文《Babies and Macroeconomy》中，戈尔丁指出，要扭转这一趋势，必须结合社会政策与文化变革，特别是解决性别平等问题和生育过程中的性别冲突。她提出，美化父亲角色或许是一个良好的起点。戈尔丁于2023年因性别差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贡献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生育率低迷已成为全球性挑战，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外，欧洲、北美及亚洲多国生育率均在20世纪70年代降至2.1的替代水平以下。值得注意的是，生育率下降的国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类是经济增长相对稳定、生育率降幅平缓的国家，如丹麦、法国、德国、瑞典、英国和美国；另一类则是经济增长波动大、生育率急剧下降至超低水平的国家，包括希腊、意大利、日本、韩国、葡萄牙和西班牙。

戈尔丁指出，快速的经济变化使女性受益更多，劳动市场参与率大幅提升，工作与生育的平衡变得愈发重要。然而，观念变迁未能跟上这一步伐，尤其是男性观念变化滞后，导致代际冲突和性别冲突加剧。她进一步分析，第二组国家多具有深厚的宗教传统，如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为天主教国家，韩国和日本则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观念强化了他们对传统的依附，阻碍了对社会规范的改变。

戈尔丁的模型显示，男性从父权制中获得的“个人收益”使他们更倾向于维护传统，而女性则追求现代化和更多平等。面对代际矛盾、性别分工不统一，尤其是男性的“适应断裂”，女性选择推迟婚姻，生育意愿与男性难以同步。相比之下，第一组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且持续，代际观念转变平稳，生育率下降速度也相对平缓。

戈尔丁援引的数据显示，在第二组国家，女性每天从事的无收入劳动比男性多3小时以上，而在第一组国家，家务和育儿责任在性别间分配更为均衡。此外，随着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场所从农田转向机器、工厂和服务业部门，这种迁移对生育率变化具有重要影响。第二组国家经历了更剧烈的城镇化过程，对生育率的影响更大。

戈尔丁强调，快速的经济变革挑战了根深蒂固的信念，而信念的改变远慢于技术和经济变革。传统的人们被突然推入现代社会，却未能及时调整信念、传统和社会习俗，导致代际和性别冲突加剧，生育率迅速下降。生育率下降伴随社会老龄化，引发消费低迷、创新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对经济发展和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各国正积极采取措施延缓这一过程，但东亚国家的政策收效甚微。

相比之下，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的政策效果较为明显。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Mtthias Doepke的研究指出，在欧洲等部分发达国家，人均GDP、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高。这归因于有效的家庭政策、合作的父亲角色、良好的社会文化规范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戈尔丁认为，虽然国家间出现收入与生育率正向关系，但单一国家内部生育率仍随经济发展逐步下降。她提出，通过美化为人父母的角色，尤其是父亲角色，以及改变工作场所规则，或可实现生育率回升。

在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提高生育率已成为共识，但相关政策仍停留在帮助女性应对职场和家庭平衡层面，未触及性别冲突和代际冲突。戈尔丁的研究或许已给出答案：让男性承担更多家务，美化父亲角色，或能有效提升生育率。

来源：Babies and Macroeconomy，by Claudia Goldin

从下图可见，第一组国家在20世纪初的总和生育率普遍低于第二组，并在二战之后经历了一波生育率反弹小高峰，此后稳定在1.5-2之间。第二组国家最初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较高，但下降速度很快，最近三四十年几乎一致徘徊在1.5左右，其中，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从二战以来一路下跌，目前已经降至1以下。

来源：Babies and Macroeconomy，by Claudia Gold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