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庆伟

　　2024年，我国医疗保障体系迎来了显著变革，为人民群众看病就医带来了诸多福音。这一年，新增5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被纳入跨省直接结算范围，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机制稳步推进，38种创新药物进入2025年医保目录，基层慢性病常见病药品种类不断拓宽，村卫生室也被纳入医保体系。

　　这些变革的背后，彰显了我国深化医改的决心与成效，其中系统性改革和政策协同性尤为突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为我国医改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面对“三医”从联动走向协同的新阶段，如何构建高效统一的治理机制，成为深化医改的重要议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指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锚定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更加注重卫生健康服务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协同发力，共创未来

　　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三中全会均强调了“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的重要性。相较于“三医”联动改革，协同治理标志着我国医改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联动强调三者同步改革，而协同则更加注重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福建省三明市作为医改的先行者，其医改经验被誉为全国样板。三明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福建省医保局原局长詹积富表示，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各部门需提高站位，摒弃部门利益，以健康为中心，改革同向发力。

　　三明医改通过挤压虚高药价、治理医药流通环节腐败等措施，成功破除了以药养医的困局，为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腾出空间，让医务人员的价值得到体现，建立了公立医院运行新制度。三明医改经验于2021年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制定了学习借鉴三明经验的实施方案。

　　然而，尽管“三医”联动改革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常务副院长梁万年指出，医保基金杠杆作用发挥不充分、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不到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有待提速扩面等问题仍然存在。医疗方面，公立医院运行机制尚不健全，药品研发创新能力有待提高，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改革和监管有待进一步强化。

　　因此，深化医改需要继续推进“三医”从联动走向协同发展和治理。

　　构建多元共治机制

　　在拥有多方治理主体的背景下，如何构建“三医”协同发展的机制成为关键。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金维刚认为，目前“三医”在协同工作方面存在沟通和协调不足的问题，缺乏共识和密切协作的运行机制。完善“三医”协同发展的管理体制、实现决策层面的统一协调至关重要。

　　同时，“三医”协同发展需要找到利益平衡点，为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共同努力。在此基础上，应寻求最大公约数，形成利益共同体。金维刚强调，完善“三医”协调机制至关重要，各方应加强沟通交流，形成共识和合力，协调好各方关系，建立共赢机制，全面促进医改高质量发展。

　　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将“探索建立医保、医疗、医药统一高效的政策协同、信息联通、监管联动机制”置于深化医改重点工作的首位。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加强党对深化医改的全面领导，创新“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的跨部门工作机制。

　　同年12月24日，“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协作会商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国家卫健委召开，由五部门组成的协作会商机制将发挥统筹协调商议作用，加强信息互通，共同抓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落实。

　　地方层面也在积极探索提高“三医”协同效能的途径。四川省通过部门间协调强化医疗服务价格调控，江苏、上海和广州则通过建立政府、企业和医疗机构间的沟通平台实现交流的常态化和机制化。重庆、江西两省份也成立了“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专项改革工作专班。

　　金维刚表示，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协调政策能增强“三医”协同的综合效益，地方的实践经验证明，协同工作在医疗环境中至关重要。随着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一系列医改目标的实现日益迫切，“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需要更快落地见效。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