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经济网数据显示，2023年美团平台约有745万骑手获得收入，饿了么平台则超过400万活跃骑手，剔除多平台注册重叠情况，中国骑手数量保守估计超1000万。人民日报亦报道，全国总工会第九次调查显示，新就业形态人员如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已达8400万人，约占全部就业人员的12%，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40%，彰显了新就业形态在中国就业版图中的重要性。

然而，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坊间常将“骑手问题”简单归结为“算法问题”，实则不然。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困境需置于城乡转型与现代化的全局视野中审视。从历史角度看，从“泰勒制”到“平台算法”，都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是形式不同。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通过标准化提升效率，而今天的“配送算法”则披上数字外衣，本质上未超越工业文明范畴。

科学管理视角下，“配送算法”是消费者、商家、骑手在交易市场多方博弈的结果。劳资合作及人的发展角度则要求不断改进管理措施，“平台算法”亦需持续优化。近年来，监管部门与平台企业共同努力，在算法规则、申诉机制、劳动保障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应继续坚持。

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困境，实质上是老一代农民工问题在数字时代的延续。社会保险参保率不高，一方面因现有社保体系不适应灵活就业特点，另一方面因新就业形态人员更看重当期收入，对参缴职工社保缺乏积极性。社区治理方面，外卖骑手与小区居民或保安冲突频发，门难进、楼难上成突出问题。职业发展方面，新就业形态中许多职业发展空间有限，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期望存在落差。

为破解“骑手困境”，经济社会政策需精准发力。平台应优化算法规则，合理确定考核要素，畅通申诉渠道，保护骑手权益。政府、平台和社会应共建“骑手友好社区”，解决配送“最后一百米”问题。社会保障政策需优化，解决灵活就业人员“漏保”“脱保”“断保”问题，如推广“新型工伤保险”，覆盖更多骑手。同时，改革优化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政策，建立适应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新型社会保险体系。

长期来看，应深入研究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发展问题，提供多元职业发展路径。并关注技术进步对现有新就业形态可能带来的转型和替代问题，为制定长期发展政策、就业政策做好战略准备。

（作者陈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乡村治理、土地制度与城乡发展问题研究，著有《土地政治论》《现代乡村治理基础》。）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