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黄金时期，旨在通过这一政策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实现5%的经济增速目标，并有效防范房地产业和地方政府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对于中国而言，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切实可行，而且至关重要。为实现上述目标，中央政府需增加财政支出，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和负债率。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潜力

长久以来，政府对于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顾虑主要在于担心政府杠杆率过高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然而，当前阶段，我们不必过分担忧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导致政府杠杆率上升，进而引发财政危机和通胀风险。日本的经验为此提供了佐证。

1997年，日本债务余额占GDP比重高达91.2%，政府和地方政府赤字占GDP比重为5.4%。尽管当时有经济学家认为财政重建时机尚不成熟，但日本政府仍选择了财政紧缩政策，结果导致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这一经历表明，缺乏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改革和结构调整无从谈起。尽管如今日本债务余额占GDP比重已攀升至255%，但其财政并未崩溃。理论上，只要经济增速高于利率，国家债务即可持续。

中国政府拥有“四本账”，其中政府性基金支出理论上无需通过税收偿还。因此，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既非官方公布的不到60%那么低，也非世界银行测算的110%那么高。即使按宽口径计算，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仍低于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此外，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庞大的海外净资产进一步拓宽了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

当然，有人指出中国整体宏观杠杆率偏高，特别是企业部门。但这忽视了中国金融结构的影响，中国企业外部融资主要依赖银行借款和发债，与美国差异显著。2022年，中国A股市值占GDP比重约为65%，远低于美国的162%。

刺激消费与支持基建投资的抉择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必须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但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应侧重刺激消费还是支持基础设施投资上存在分歧。

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消费需求疲软。2024年前三季度社零增速仅为3.3%，远低于2023年的7.2%。由于消费在GDP中占比约55%，因此消费增速低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然而，如何有效刺激消费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通过社保体系改革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被视为一种途径，但短期内对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可能有限。另一方面，减税作为另一种主张，其空间和效果也备受质疑。中国税收以增值税为主，减税可能导致征税力度加强，中小企业税负不减反增。同时，所得税减税总额有限，且减税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小于增加支出。

给居民发钱作为刺激消费的直接手段，在非常时期可考虑，但可能形成负向激励机制，减少工作动力，增加失业风险。此外，低收入群体人数众多且流动性强，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诸多挑战。

相比之下，基础设施投资作为独立于收入和消费的第三者，被视为解决消费与投资矛盾的关键。在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增加消费可提高经济增速。但从长期来看，消费不能驱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三大驱动力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

基建投资潜力巨大

在总需求中，消费、净出口、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具有内生性，唯有基础设施投资能迅速响应政府政策。基础设施投资常被用作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工具。

基础设施投资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铁公基”，还包括新基建和公共投资。旨在提供公共产品、回报率低、无法产生现金流但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投资均属于基建投资范畴。反对通过基建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观点缺乏事实根据。

中国需要投资的基建项目众多，如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地下管网建设、城中村和旧住宅改造、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以及基础研究和技术应用研究相关的研发基地等。即便在传统“铁公基”领域，投资需求也十分巨大。

然而，基建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融资缺口。为实现5%的GDP增速目标，基建投资增速需达到双位数，规模高达十几万亿元，而政府财政预算资金有限，市场融资成本过高，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清理等困难重重。

因此，为实现2025年5%的GDP增速目标，政府需明显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发国债。中央政府和相关部委应对政府债务规模和发债方式作出准确判断，以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只要将战略方针转化为具体行动计划，必将实现经济增速的企稳回升。近期，党中央、国务院已宣布围绕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等五个方面，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我们期待政府推出更为具体、时间跨度涵盖至2025年全年的刺激计划。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