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标志着全球货币政策的重要转折点。经过两年的大规模紧缩政策后，各国央行普遍开始放松货币政策。然而，在这一总体宽松的环境下，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在方向、立场、频次、幅度以及现实与预期等方面呈现出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短期经济数据的波动，更激发了对于中长期货币政策影响因素变化的深刻思考。

在2024年的货币政策环境中，首先出现了“降与不降”的分歧。截至12月15日，国际清算银行跟踪的38家主要国家央行中，已有29家采取了不同幅度的降息措施，转向宽松政策。然而，澳大利亚央行和日本央行却是个例外。两国均因通胀问题而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路径。日本因日元长期贬值导致的输入性通胀和春季工资上涨，结束了负利率时代；而澳大利亚则因潜在通胀压力，维持了利率高位不变。

其次，“多降还是少降”也成为货币政策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分歧。在降息的主要经济体中，降息力度存在显著差异。欧洲央行、加拿大央行等降息力度超过100个基点，而英国和美国则相对克制。这些大幅降息的经济体普遍面临发展动力疲弱和通缩风险上升的问题。以瑞士央行为例，它在一年内四次降息，累计降息幅度达175个基点，以应对经济微弱增长和通胀下滑的挑战。而欧洲央行在加息后，也迅速转向降息，以应对经济持续疲弱的问题。

此外，“早降还是晚降”也是2024年货币政策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分歧。美联储和英国央行在降息过程中显得尤为纠结。尽管市场机构曾预测美联储将大幅降息，但实际情况却远低于预期。美联储在降息过程中多次调整预期，最终在三季度后才开始降息。而英国央行则因国内通胀和服务业的不确定性，以及大选的影响，在降息过程中也显得谨慎。最终，英国央行以50个基点的降息幅度收场，成为发达经济体中降息幅度最小的一个。

回顾2024年，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走向与年初预期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差异的根源在于通胀与就业数据的走势变化，以及政治性干扰变量的影响。这些变化使得2025年的展望与预测变得更为困难。毕竟，相较于2024年，2025年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政治因素的干扰也将更为突出。当前，虽然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已大幅下降，但仍高于疫情前水平。各国央行如何应对这一新的变化趋势，尤其是如何认识通胀长期高于历史均值的问题，将直接影响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和决策环境。

市场交易机构普遍认为，主要发达经济体未来仍有一定的降息空间。然而，多数机构已在不断调低对降息空间的预期，原因在于发达经济体的通胀黏性和二次通胀风险。因此，各国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