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来连续四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对下一年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作出部署。然而，202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却未提及地方债问题，这引发了广泛关注。

回顾2023年的会议，曾将房地产、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列为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重点。但今年的会议在部署2025年工作时，却未再将地方债务纳入其中，仅保留了房地产和中小金融机构。这一变化引发了市场诸多猜测。

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毛捷指出，近十年来，当地方债风险得到缓解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常不会提及地方债问题。他认为，今年11月中国推出的总额12万亿一揽子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组合拳，已使得地方债风险明显缓释，因此此次会议未强调地方债务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温来成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随着近期一揽子化债方案的落地实施，地方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压力大幅减轻，化债工作正按既定安排逐步推进，因此无需在会议中再次提及。

然而，毛捷也强调，此次会议未提及地方债问题，并不意味着不重视这一问题。他指出，解决地方债务问题需要标本兼治，从全口径监测地方债务、推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型、健全央地财政关系等多方面进行系统性设计和整体推动。

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部署了深化财税改革任务，明确提出要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加快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

目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举借。因此，剥离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推动其市场化转型显得尤为重要。然而，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尽管近年来地方政府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置换隐性债务，并对平台公司融资收紧，但地方融资平台转型仍面临诸多挑战。

毛捷表示，加快推动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难度较大，目前还很难严格界定政府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权责边界。他担忧，这种模糊的关系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直接干预融资平台公司的经营，从而引发违法违规举债等短视行为。

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相关体制机制变革，进一步打破政府兜底预期，分类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形成政府和企业界限清晰、责任明确、风险可控的良性机制，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建议，应充分利用化债腾出的时间窗口，构建债务管理的长效机制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他认为，此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上移事权和支出责任至中央政府，从而避免地方政府承担过多的支出责任，减少隐性债务的举债动机。

据财政部介绍，2024年至2028年五年间，将共计发行10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置换隐性债务。截至12月14日，2024年地方已成功发行了2.8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置换隐性债务。按计划，2025年将有2.8万亿元化债额度待发。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