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闫桂花

澳大利亚政府于11月底迅速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这一举措引发了广泛关注。尽管“一禁了之”的做法常被视为官僚主义或逃避责任，但在禁烟禁毒等领域却被视为必要举措。原因在于危害的严重程度和监管模式的选择。

对于中国而言，是否应效仿澳大利亚对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进行强监管？答案是肯定的。澳大利亚的《2024网络安全修正案》立法过程虽快，但此前已有多国进行过大量研究和咨询，对社交媒体的危害达成共识。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会导致抑郁、焦虑、成瘾等问题，对未成年人，尤其是女性，后果尤为严重。此外，社交媒体还助长了网络欺凌，导致社会排斥和人身攻击。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其著作《焦虑的一代》中指出，2010年是青少年抑郁、焦虑激增的关键节点，这与社交媒体开始流行的时间吻合。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也警告称，社交媒体相关的算法和回响反馈对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大脑有损伤。然而，并非所有专家都认可海特的判断，有学者认为其中很多研究存在数据问题或统计方式错误。

澳大利亚政府在通过修正案前进行了收益和成本的权衡，发现若维持现状，青少年和家长将受害较大；若设定16岁最低年龄限制，则净效益为零。海特认为，在可能的巨大风险面前，采取行动永远要比坐视不理更好。他打了个比喻：社交媒体就像火星，缺乏保护措施，需要付出适应环境的代价，家长难以监管，为何应放任孩子们在这个虚拟的“火星”上漫游？

相比西方国家，中国对青少年互联网的管理较早且相对严格，但仍远远不够。目前的规定如网络直播服务限制、青少年模式等存在不足。中国未成年人上网比例全球居首，且网络应用场景多，为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提供了机会。在城乡发展失衡、存在大量流动儿童的大背景下，手机和游戏已成为很多县乡地区孩子的第一陪护者。

尽管网络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但监管的必要性更加凸显。家长难以完全承担屏幕监管的责任。同时，未成年人也有参与数字发展的权利，但不一定非要依赖社交平台。澳大利亚的政策排除了健康和教育服务，且过度使用数字媒介可能对大脑创造性思维和专注力造成负面影响。

澳大利亚的一刀切禁止措施能否起到多大作用尚不确定，但至少释放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引发更全面、深入的讨论，争取到一个相对安全的期限。成年人应尽可能地修补好让无数未成年人陷入抑郁、焦虑的破碎角落，如打造适合青少年活动的场域、培养孩子的数字素养、为需要关爱的孩子提供适当的服务和法律保障等。澳大利亚版本的社交媒体禁令将是一次积极的尝试和突破。

（图片来源：网络）（文章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