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即将重返白宫，其备受瞩目的关税2.0政策正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近期，在北京广问律师事务所举办的国际经贸沙龙活动中，美国Harris Sliwoski律所资深律师亚当斯·李（Adams Lee）深入剖析了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他指出，该政策的实施力度和范围将受到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多重因素的深刻影响。回顾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实践，他更倾向于将关税协议作为政治表态的工具，而非追求实质性的经济成效。关税实质上是一种消费税，其成本直接由美国进口商承担，并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因此，如果未来关税规模进一步扩大，其对经济的影响或将更为显著。

针对特朗普的关税言论，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明确表示，中方反对单边加征关税措施的立场坚定不移。他呼吁美方应恪守世贸组织规则，与中方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下，共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此外，国际贸易限制措施正经历深刻转变。北京广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管健观察到，贸易壁垒正从传统的“原产地歧视”向“企业所有权歧视”演变。例如，美国近年出台的《通胀削减法案》就通过限制特定背景企业参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形成了新型贸易壁垒。为规避此类政策限制，管健建议企业可能需要重新设计股权结构，降低敏感股份或资本的占比，以减少被定义为“风险实体”的风险。同时，企业也可通过转变合作模式，如将生产外包而专注于技术授权与品牌价值，从而降低直接参与运营的风险。

在特朗普2.0时代，其关税政策的走向与实施路径备受瞩目。竞选期间，特朗普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关税提议，包括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20%的普遍性关税，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征收25%的特定关税，以及对墨西哥汽车等特定行业征收高达200%的惩罚性关税。然而，亚当斯·李认为，具体政策的实施路径难以精确预测，这如同预测台风路径一般，只能判断方向和规模，却无法确知具体的登陆点。与2016年相比，当前讨论的重点已从关税“是否实施”转向“实施强度有多大”的问题。

特朗普的经贸团队已逐渐组建完成，其成员构成展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华尔街背景的候选人可能倾向于渐进式、对商业友好的实施方式，而以纳瓦罗为代表的“鹰派”则支持更为强硬的关税政策。亚当斯·李表示，第二个任期将和第一个任期一样，贸易温和派将试图缓和关税鹰派提出的更极端的要求。但特朗普可能会更倾向于关税政策，只有当关税导致物价上涨、人们抱怨通货膨胀时，他才会考虑降低关税。此外，还需考虑到特朗普内阁成员的高更替率，这一因素也可能对关税政策的实施产生一定影响。

从关税实施的时间点来看，亚当斯·李分析称，第一任期时特朗普用了两年的时间才推出第一波关税。根据程序要求，即使是最短的情况，关税政策也需经历公告、意见征询和听证等阶段。因此，最快需要6个月的时间才能正式实施，而真正的时长可能接近一年。然而，特朗普可能会寻求通过《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IEPA）或“308条款”等非常规途径加速实施关税政策。

在关税威胁下，供应链布局与企业对外投资战略正面临重要抉择。亚当斯·李表示，在上轮关税冲击下，企业试图将供应链转移至越南、印尼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但最终受制于当地较低的制造效率和技能水平。面对25%的关税，大多数企业仍选择保留在中国的生产基地。但若关税攀升至60%，可能促使企业重新评估供应链战略，加速向东南亚转移。此外，墨西哥总统否认其国家作为中国产品进入北美的转口渠道的说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此表示，中国同各国开展贸易合作基于国际规则和市场原则，互利共赢是本质特征。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好双边经贸合作良好生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郝竞宇律师指出，原产地规则极具复杂性，不同国家的原产地标准之间差异较大，导致企业在应对关税时面临诸多挑战。此外，美国和欧盟在贸易壁垒建设上展现出极大的灵活性，通过国内法快速修订和制定新政策，使得企业应对策略可能迅速失效。传统的关税壁垒正在向环保、碳排放等非关税壁垒转变，这些领域缺乏国际共识，抗辩难度显著增加。因此，企业出口和出海过程中需注重合规经营，避免因不合规行为而成为贸易壁垒的直接目标。同时，企业需积极面对反倾销等调查，通过参与法律程序维护自身利益。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纪文华表示，政策不确定性正成为跨国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当前作出的投资决策可能在两到三年后因政策变动而受挫，这种风险不仅影响中国投资者，也波及全球投资者。对企业而言，他们往往看重的是政策的可预测性和风险的可控性，稳定的政策环境比关税水平本身更为重要。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