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平衡，是当前海洋发展的核心议题。”在2024海洋保护大会上，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教授曹玲强调，近海养殖集约化和围垦活动带来的环境问题不容忽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近海渔业养殖、风电场资源日趋紧张，如何进行“大开发”后的“大修复”，成为影响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明确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全局，提出到2027年，全国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83%左右，美丽海湾建成率达到40%左右；到2035年，“人水和谐”美丽海湾基本建成。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近海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创历史新高，达到85%，实现“六年连续增长”。24个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已消除“不健康”状态。

中国已划定约15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涵盖多种类型。多位生态环境部门负责人及专家表示，要强化陆海统筹，探索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和损害赔偿，加强资金和司法支持。在海洋生态经济备受重视的背景下，新一代大型智能化绿色化养殖平台、新型可再生能源装置正在研发投产，但这些新场景也带来了新的法律挑战。

相关法律专家指出，深远海部署的新型可再生能源装置是否适用于国内外“船舶”规定存在争议，需加快完善相关法规。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邓云成建议，将社会文化基础纳入海洋保护与发展计划，推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正义化。

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提出，中国正积极探索海洋碳汇相关制度创新，推动海洋生态产品经营开发，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副会长刘青松总结了山东长岛、深圳大鹏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地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并指出社会资本进入生态修复领域较少，需探索多元化资金投入模式。

近年来，中国不断完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为海洋生态经济产业化提供法律保障。生态环境部政法司原司长别涛指出，2023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进一步完善了赔偿制度。厦门海事法院法官王岩建议，建立行政处罚与损害赔偿之间的有效协同，形成“分散式监管+集中式索赔”模式。

海上可再生能源发电及“风光渔旅”一体化平台成为海洋生态经济产业化的主要路径之一。上海海事大学副教授郑睿表示，移动式海上可再生能源装置具有显著优势，但国际法和国内立法尚未对其进行约束。广东敬海（厦门）律师事务所主任李荣存提出，海洋牧场发展而来的文旅综合体、漂浮式酒店等也面临类似法律问题，应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邓云成总结道，海洋新技术、新经济对海洋法律带来巨大挑战，对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的修订提出了更迫切的新要求。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