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起，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展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新药获批数量持续攀升，临床试验项目激增，License-out交易频现，创新成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成功跻身全球生物医药创新的第二梯队。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副局长陈时飞在2024首届“湾区之星”生物医药源头创新大会上重申了源头创新的重要性，指出唯有从创新的起点出发，攻克源头创新的关键难题，才能构建中国创新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

今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旨在通过强化政策保障，推动创新药实现突破性发展。面对从追随者到并跑者，再到领跑者的转变，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如何实现全链条创新，如何进一步打通源头创新的“最后一公里”，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源头研发：从追随到竞争，差距依旧显著

陈时飞表示，过去几年，中国创新药产业取得了系统性、根本性的进步，涌现出一大批创新成果，中国本土企业逐渐从国际药企的追随者转变为竞争者，在多个技术领域实现了并跑，甚至在个别领域开始领跑。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自2018年至2024年11月底，已有188个国产创新药上市，且数量逐年增长。这些创新药正在快速走向国际市场，多家国内企业的创新药已通过欧美药监机构的审批，并在海外市场实现商业化，对外授权金额超过千亿美元，取得历史性成就。

然而，与处于第一梯队的美国相比，中国在源头研发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2021年，美国占据了全球创新药市场的53%，而中国仅占3%。

为破解这一困境，陈时飞强调，需引导基础研究聚焦真实世界未被满足的需求。当前，许多基础研究在研究方向和选题上过于关注学术热点，缺乏对未满足医疗需求的关注，导致科学发现难以顺利转化为实际应用。因此，没有早期的探索和源头的研究，就难以取得后续的创新成果。

创新转化：高校、研究机构和药企需深度融合

原创是创新链条的第一环，而转化则是第二环。陈时飞指出，目前生物医药产业存在技术单位和研发方向与市场需求错位的问题，科学转化加速平台和产学研对接的机制及效率有待提高。

深圳理工大学药学院院长、欧洲科学院院士陈有海认为，高校和研究机构擅长科研和专利产出，而药企则擅长将专利转化为商业产品。传统的转化模式，如科研团队直接出售专利或教授专家直接创业，都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如今，越来越多的大药企正在尝试第三种转化模式——高校研究团队与药企建立深度合作关系。

陈有海表示，高校、研究机构和药企必须真正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联合实验室等模式共同开发专利技术，以形成与欧美竞争的能力。当前，创新药企纷纷推进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抢占新兴赛道。例如，复星医药大湾区总部在深圳正式启用，依托大湾区的科研基础、临床基础以及庞大的消费群体，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

支付体系：构建多元化支付体系，提升创新药可及性

宋瑞霖表示，创新药研发的最终目的是让患者尽早用上新药。为激活源头创新，需为创新药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给予合理回报，拓展创新药应用场景。支付体系需与创新相匹配，实现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

以CAR-T为例，中国上市产品数量与美国相近，但治疗人次却差异巨大。美国已有27000余人次接受CAR-T产品治疗，约为中国的47倍。宋瑞霖认为，单一的医保支付模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创新药产业需求。

为提升创新药的可及性，宋瑞霖建议建立多元化的医保支付体系。在保障国家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试点创新支付改革，建立以商业健康险为主要补充的多元支付体系，在仿制药“用得起”和创新药“用得上”之间实现均衡。

（文章来源：羊城晚报，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