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俄乌调停事件令人焦头烂额，但特朗普依然没有忘记频频举起提高进口关税这一贸易制裁的大棒。对于特朗普而言，提高进口关税既能快速减少贸易赤字，也能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上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从而更有利于兑现竞选时的承诺，进而树立起新一轮执政期的威信。因此，无论是提高进口关税所涉及的国家范围，还是覆盖的货物品种，抑或是税率的加征幅度，特朗普后续都可能会采取得寸进尺的策略，国际贸易环境因此面临巨大不确定性。

再度走进白宫的首日，特朗普便宣布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25%的关税，同时，对所有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数据显示，本次加征进口关税的输美产品贸易总价值约为1.3万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量的43%。

距离对上述三国出口产品“扣动扳机”的10天后，特朗普又宣布对进口至美国的钢铁和铝加征25%的关税，且适用于所有对美出口国家。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分别对钢铁和铝征收25%和10%的关税相比，2.0版采取了25%的统一进口关税率，并且取消了之前的免税配额和豁免政策。数据显示，加拿大、巴西和墨西哥是美国钢铁和铝进口的前三大来源国，其次是韩国和越南，这五国因此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

在对特定行业采取强硬措施的同时，特朗普还将目标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即宣布对那些对美国进口商品征税的国家征收“对等关税”，且适用于所有国家。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将使不少发展中国家受到剧烈冲击，而发达国家也难以幸免。以欧盟为例，欧盟对进口汽车征收10%的关税，远高于美国2.5%的汽车关税。

进入第二任期后，特朗普开始寻求关税所能带来的更多非经济领域的红利。在宣布对墨西哥和加拿大两国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的第三天，特朗普便很快按下了延迟一个月征税的暂停键。同时，特朗普已经两次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加起来仅为20%，对欧盟进口商品加税的时间窗口也没有迅速启动。

在坚持提高关税这一战略方向不变的前提下，特朗普更加注重策略的灵活运用。特朗普首先会考虑选择最低成本的方式，通过旁敲侧击，将重点目标国家逼到谈判桌前。事实证明，在美国宣布提高关税后，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公开表现出妥协的姿态。与此同时，为避免特朗普采取更多关税行动，印度主动降低了32项商品的进口关税。不仅如此，欧盟也将提议削减美国汽车进口关税。

即便墨西哥和加拿大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特朗普依然按时重启了对两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定。同样，他也完全忽视了欧盟的主动示好，扣动了对包括欧盟汽车在内的所有商品加征25%进口关税的扳机。而且，日本、印度等国仍在不断地向特朗普提出申请，希望对自己的国家商品网开一面，但这些请求也不会换来特朗普的同情和怜悯。

按照特朗普及白宫官员释放的信息，从4月开始，美国将对“外部”农产品征收关税，随后还将对药品、石油和半导体等特定行业征收约25%的关税。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将对进口铜启动232调查。不仅如此，鉴于法国、加拿大等国征收了数字税，而美国尚未设立类似的税种，特朗普有意寻求征收报复性关税。此外，特朗普还威胁要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统一的10%或20%的关税。

初步判断，如果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全部落地，美国的平均进口关税率将从2.5%升至11%，这将是7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相应地，许多国家所面临的美国进口关税将因重复叠加而显得奇高无比。其中，加拿大、墨西哥输美产品将承受高达35%—45%的关税率，中国产品将承受至少20%—30%的关税率。

无论是针对特定产品加征的关税，还是一揽子征收的对等性关税，特朗普都完全推翻了美国几十年以来的贸易政策，采取的是一种猛烈且“掀桌子”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仅打击面广，惩罚力度也空前，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必然会遭遇巨大的负面反馈。

经济全球化发展至今，世界各国早已形成了紧密相连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特朗普大幅提高进口关税，直接增加了全球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财务与经营成本。一方面，关税倒逼企业重新调整加工生产地，并寻找新的原材料及物流供应商，增加了重置成本。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是对全球所有国家的出口商品增税，企业所能触及的低成本投资空间被大大挤压。

全球贸易体系重构也是美国开启高额进口关税必然会伴生出的更大风险。为应对美国的关税政策，许多国家不得不将经济政策重心转向国内，或者寻求新的区域贸易协定。这种政策内向化和贸易区域化行为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但也导致了全球贸易体系的碎片化风险。

重建世贸组织的贸易规则是近几年国际社会一直努力的方向，但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显然会让这种努力变得更加艰难。时至今日，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因美国行使“一票否决”权而未能恢复，贸易纠纷中的申诉企业和国家普遍面临着状告无果的尴尬局面。

还需指出的是，特朗普提高关税，尤其是他强调的“对等关税”，表面上看似符合世贸组织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但实际上他将许多弱势国家置于极为不利的竞争位置。在“丛林法则”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