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实施一项规模空前的经济对策，总额超过73万亿日元，标志着自10月起讨论的今年第三次经济对策尘埃落定。

基于9月的经济数据，日本预测新冠疫情导致的供需缺口至少达30万亿日元。为此，日本政府计划通过此次经济刺激政策，遏制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并为日本企业的疫后转型奠定基础。此次经济对策总额高达73.6万亿日元，其中政府财政出资40万亿日元，旨在全面提振日本经济。

菅义伟政府强调，为充分发挥经济对策效果，需将此次补充预算与下一年度预算合并运营，即编制15个月预算。然而，根据日本财政法，此举并不合法，因此15个月预算仅为强调追加经济对策的表述。自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以来，日本政府几乎每年都以此方式强调安倍经济学，对当时经济低迷的日本起到了振奋作用。但在当前疫情导致的经济低迷下，此类口号效果有限。

今年4月和5月，日本政府已分别推出合计超过230万亿日元的经济对策，虽取得一定成效，但远未达到政府预期。据民间研究机构推算，首次紧急经济对策仅使实际GDP增长0.8%，远低于政府预测的3.3%；第二次对策效果也仅为0.9%。相比之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麻生内阁的经济对策使GDP增长1.9%，凸显了疫情对经济的深远影响。今年2月至4月，日本失业人数增加118万，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8月至10月增加的116万失业人数相比，进一步凸显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面对疫情，日本政府及时推出大型经济刺激政策，但仅凭政策出台并不足够，还需高效实施。民间研究发现，日本在实施经济刺激政策时效率不高，影响了政策效果。例如，4月决定的特别给付金因地方政府准备不足，至6月中旬仅40%的人收到；雇佣调整补助手续繁琐，至6月中旬仅一半申请企业获批，部分企业在获批前因资金问题倒闭。尽管如此，雇佣补助对防止中小企业倒闭仍具重要意义，至9月日本完全失业率保持在3.0%，未继续恶化。

政策落实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是日本政府系统数码化网络化建设不足。据OECD统计，31个成员国中，平均42%的政府服务通过网络提供，而日本仅为7%，排名垫底。菅义伟首相已认识到此问题，将建设数码社会作为重要政策。但除网络建设外，国民对政府信任度不足也影响政策实施。

“GoTo”旅游促进活动旨在推动日本经济复苏，政府补贴最高达费用50%，深受国民欢迎。然而，因相关机构牟取巨额委托费引发争议和批判。尽管活动带来明显刺激效果，使菅义伟首相充满自信，但在疫情反复时未中断活动，导致国民对政府政策产生怀疑。据民间调查，81%的日本人不信任政府提供的疫情信息，这种不信任感可能对政府实施经济刺激政策产生负面影响，降低边际消费倾向。

因此，日本政府在推出大规模经济对策时，需加强政策实施效率，采取措施提升国民信任度。同时，确保经济对策资金真正落实到企业实际需求，提高企业应对灾情能力，形成疫后新产业基础。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