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国正风肃纪反腐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特别是在医药行业，因其资金链长、权力集中、利润空间大，一直是腐败风险的高发区域。

今年1月，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明确强调，要深化拓展医药等重点领域的反腐工作，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会上，“招投标”“新型腐败”“隐性腐败”“行贿”等关键词频繁提及，凸显了医药反腐斗争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也多次发布文章，点名医疗腐败，释放出对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零容忍”的强烈信号。其中，《时代专论丨科学把握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和任务》一文指出，要深化医药体制改革，重构整体医药管理体系，通过改革促进医疗、医保、医药的协同发展和治理，从源头上消除医药腐败滋生的土壤。

近年来，我国在医药反腐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教授指出，行业风气得到净化，医务人员收受回扣、红包等现象大幅减少，医疗服务更加公平、公正；行业合规意识显著提升，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更加重视合规经营，内部管理得到加强；同时，行业创新发展得到推动，企业将更多资源投入研发创新，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竞争力；资源配置也更加合理，促进了医疗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邓勇教授认为，2025年将持续完善医药领域的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堵塞制度漏洞。加强数字化监管，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高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同时，强化行业自律，发挥医药行业协会和学会的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和规范。此外，还将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提高我国医药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然而，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医药招投标领域因其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且利益链条长，容易滋生腐败，是医药反腐的重点。例如，贵阳市此前发布的审计工作报告就揭露了医院未经公开招标直接与供应商签订或续签合同，违规线下采购药品及医用耗材的情况。

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不仅体现在腐败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上，还体现在腐败类型的不断演化上。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不断伪装变异、翻新升级，以合法形式掩盖腐败目的、期权变现、政商“旋转门”、银企“旋转门”、“影子公司”与“影子股东”等问题突出。腐败主体也通过扶植“代理人”、培养“关系人”等方式使腐败更加隐蔽化。

腐败形式也日趋多样化，包括以收受干股方式收受贿赂、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等。央视新闻播出的《反腐为人民》专题片中，就提到了广东省高州市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王茂生为了遮掩受贿行为，让医药供应商将部分钱款存入以他人名义开的证券账户，由自己实际控制。

此外，《为了人民的利益》《纵深推进—贵州正风肃纪反腐》等反腐专题片也揭示了不同手段的腐败形式，如送礼掩盖受贿事实、涉及资产并购等。关键环节、关键部门、关键人群一直是医药反腐工作的重心，但“微腐败”也逐渐成为反腐工作深入聚焦的重点领域。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笔谈丨持续发力惩治“蝇贪蚁腐”》强调，“蝇贪蚁腐”表现多样、成因复杂，必须统筹协调各方监督力量，紧盯医疗等方面突出问题精准出击，深入整治民生领域的“微腐败”。

根据国家监察委员会公开的《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的报告》，深入整顿医药领域乱象，全国共立案5.2万人，处分4万人，移送检察机关2634人。其中，留置处级以上干部675人。但受贿与行贿是腐败的一体两面，行贿不查，受贿不止。因此，医疗领域反腐整治思路也从“惩”向“惩”“治”结合发展。

例如，针对近年来部分医药代表涉嫌带金销售、商业贿赂等行为，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强化医药代表准入、备案、学术推广等关键环节管理，引导有序合规开展药品学术推广活动。同时，各级医保部门也加强了医保基金的监管，发现并通报了多起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事件。

要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仍需以改革为抓手，建立健全各领域的制度体系，减少腐败机会、堵住制度漏洞。具体到医药领域，邓勇教授建议，医疗方面要健全整合型服务体系，坚持公益性，加强监管考核；医保方面要推进省级统筹，改革支付方式，建立合理收费机制；医药方面要完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加强质量安全监管，规范医药代表行为。同时，要加强信息化建设，实现医疗、医保、医药信息共享；强化监督问责，建立多部门协同监督机制。

以医保基金为例，国家医保局从2025年1月1日起全面推进“码上”严监管，各级医保部门也多次呼吁各定点医药机构加强教育培训，严格规范作业，共同守护好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然而，在改革具体落地过程中，仍存在部门协调难度、利益调整阻力以及信息化建设投入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