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在城市扎下根、融进去，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发力。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3.89%，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5.4%，两者相差18.49个百分点。目前，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因素主要包括：

　　首先，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农民工难以在城市定居。尽管农民工收入持续增长，2024年人均月收入已增至4961元，但大城市房价、租金、子女教育、交通及医疗等支出高昂。农民工多选择居住于条件较差、价格较低的城郊，或在工作城市租房、在家乡购房。生活成本与收入的结构性矛盾，尤其在一线城市，阻碍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

　　其次，多重因素交织导致农民工落户城市意愿下降。稳定的工作、良好的服务与接纳环境对农民工融入城市至关重要。然而，工作稳定性不足、收入不高、社会保障水平偏低及社区包容性不够等问题，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此外，农民工担心落户城市会失去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权益，因此选择不落户。

　　再者，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融不进城，回不了村”的困境。新生代农民工虽户籍仍在农村，但多生于城市、长于城市，其落户城市意愿强于老一代。然而，他们中多数人职业技能欠缺，工作稳定性差，不具备稳定留城能力。同时，他们大多缺乏务农经验，回归农村意愿不高。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促进其高质量就业，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

　　从全球视角看，一些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同步，农业转移劳动力进厂就业与进城生活同步。相比之下，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进城就业与进城生活并不完全同步。需结合国情，探索适合路径，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全面推进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提升其城市定居意愿。针对农民工多从事建筑业、制造业、居民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及外卖、快递等行业，技能与工资偏低、就业灵活的现状，建立“灵活、实用、弹性”的培训机制，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以培养其成为符合现代产业发展需求的技能人才，提高其收入水平。构建适应弹性灵活工作特征的农民工保障模式，提高就业质量，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结合稳定房地产市场，解决农民工在大城市落户难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可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城市更新、稳定房地产市场结合，推动住房保障覆盖农业转移人口。例如，湖北宜昌对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给予租房补贴，出台购房补贴政策，促进了农村居民在城区购房。

　　创新县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解决“能落不想落”问题。县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为就近就地就业或回流农民工提供稳定体面的工作岗位。各地出台政策，发展县域经济，创造更多创业就业机会，吸引人才回乡。同时，加强农业转移人口职业培训，提升其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水平，拓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湖北黄石阳新县通过“聚人行动”，打造特色工业产业链，发展商贸服务业，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实现以产引人、以产留人。

　　（作者系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大数据和政策仿真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化，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