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导读:

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正经历变革。文章分析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历史变迁、未来趋势及改革猜想,探讨其在货币政策框架中的地位与作用变化,以及准备金付息制度和管理方式的改进空间。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孙璐璐/制表

自中央银行制度建立以来,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传统货币政策“三大法宝”之一,历经了不同发展阶段。如今,尽管主要经济体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存在差异,但准备金制度在货币政策框架中的作用趋于一致——转为价格型调控为主后,准备金政策地位与作用弱化,更多辅助流动性管理、稳定市场利率。调整频率明显减少,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长期维持较低水平,政策框架更加简明。

我国货币政策框架正逐步淡化数量目标,更注重利率调控。过去频繁调整的存款准备金率或将逐渐“低调”。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在最新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到“进一步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引发市场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即将再度改革的猜想。

1 “巨斧”作用的变迁

存款准备金制度起源于18世纪英国,最初保障金融机构支付清算能力。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后,业界发现其对银行信用扩张有影响,逐渐演变为货币政策工具。央行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影响货币信贷总量。

存款准备金政策素有“巨斧”之称,因其对货币供应量影响较大,各国央行谨慎使用。不过,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助理张晓慧曾表示,这种说法主要针对流动性偏紧状态。

2003年后,我国面临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外汇大量流入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创新性地运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方式“冻结”过剩流动性。至2011年6月末,共计上调32次,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从6%提升至20.1%。2013年后,国际收支趋向均衡,外汇占款供给流动性减少,中国人民银行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解冻”长期流动性,先后29次下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降至6.6%。

随着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向价格型调控,业内普遍认为存款准备金制度作用将转型。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指出,未来准备金政策之一是为价格型调控提供稳定货币环境。发达经济体经验表明,价格型调控框架下准备金政策主要体现为以可预见的法定准备金维护货币市场稳定,配合其他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稳定。

中国银行研究院中国金融团队主管李佩珈表示,金融市场和支付市场日益成熟,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控效果和精确性逐渐减弱,未来可推动准备金制度向逆周期缓冲工具转型。

2 突破5%隐形下限为时尚早?

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包括大、中、小型银行三档,分别为8%、6%和5%,平均6.6%。小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2021年降至5%,此后未调整,被解读为“5%是隐形下限”。然而,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存款准备金率水平无绝对高低优劣,5%并非不可突破。

光大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表示,隐性下限保障人民银行流动性调节主动权,但5%不是绝对不可突破。货币信贷增长由供给约束转为需求约束,人民银行大多时段充分满足金融机构流动性需求,也可通过不续作逆回购和MLF等工具回收流动性。

主要发达经济体存款准备金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如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维持在1%左右。相比之下,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不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处处长李宏瑾指出,我国对一般存款要求缴存法定准备金,不设免缴额且不允许用库存现金抵扣,银行实际承担的准备金税负担较高。

偏高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存贷利差形成挤压,加大金融机构成本,影响潜在金融稳定性。李佩珈表示,长远看降准空间有限,未来必要时可适度降低隐形下限,也可通过优化准备金缴存制度等方式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变背景下释放流动性。不过,现在谈及这些还为时尚早。

从中短期看,不少分析认为降准仍有必要且有空间。李佩珈认为,2024年末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降至历史低位水平,意味着银行已将资产运用至极限,进一步大幅下调将影响流动性支付能力。当前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降准有空间也有必要。

兴业研究建议,一方面,结构性降准,更大幅度下调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水平,缩窄第一档与第二档差异;对大型银行定向降准优化负债结构、配合国有大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另一方面,适当放宽5%准备金率底线,下调第三档银行准备金率水平,使小型银行从中长期流动性获益。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建议,中小银行流动性供给渠道有限,短期内可试点将中小银行下限从5%降至3%,观察影响再推广至全行业。

3 改革存款准备金付息制度

存款准备金制度调控货币供应总量,但因中国人民银行向金融机构支付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利息,利率水平反映央行政策取向。

存款类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水平与宏观审慎评估(MPA)考核结果挂钩,超额准备金利率统一为0.35%。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高于超额准备金,引导金融机构优先满足法定准备金要求。

学界对改革准备金付息制度研究颇多。有建议降低甚至取消超额准备金利率;有建议逐步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至活期存款利率水平,通过扩大金融机构存款准备资产范围等方式补偿;也有建议强化准备金利率与政策利率挂钩,使准备金利率更具弹性。

张旭认为,下调超额准备金利率增加商业银行持有超储机会成本,引导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当前超储率不高,降低超储利率无太大必要。李佩珈也不赞成超额准备金利率过低甚至降为零。

4 完善准备金管理方式

近年来,我国存款准备金管理最显著变革是在2015年至2016年间将考核方式由时点法改为平均法,减少考核时点金融机构存款波动。但准备金管理仍有改进空间。

多位分析人士建议,结合国内经济金融情况,灵活使用时差和无时差准备金考核方式,适时调整付息范围和利率,合理确定缴存基数范围。优化考核方式方面,由于考核周期偏短,建议探索逆周期动态调整机制,适当延长考核周期,对中小金融机构豁免准备金要求。

多位受访分析人士还建议,考虑扩充纳入准备金的资产种类。李佩珈认为,国债等同于无风险产品,功能类似定期存款,流动性更高,作为存款准备金计算范围有良好基础。

张旭认为,将中短期国债纳入准备金本质隐性地降低准备金率,弱化央行调节流动性主动权。但该政策值得认真考虑,可提高商业银行资金使用效率,宜在未来需要时稳步推进。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