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核算，2023年我国GDP实现了5.2%的同比增幅，其中消费支出强劲反弹，贡献了4.3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82.5%，接近两位数增长。然而，总投资增长仅3%，房地产投资下降近10%，基建投资也下滑。尽管这些变化受疫情平稳转段影响，但若GDP增速能维持此格局，我国经济将实现宏观“再平衡”。

不过，这只是假设，我国经济离“再平衡”目标尚有距离。2023年家庭消费支出V型反弹与疫情期间抑制有关，但新冠三年家庭收入增长偏离原趋势，收入预期下降，这将影响未来消费支出。因此，2024年消费支出增速可能放缓，除非加大对家庭收入支持力度。

许多国家和地区疫情期间通过财政政策加大对家庭收入支持，提高了平均收入和支出能力。而中国未启动大规模家庭收入支持计划，导致疫后家庭收入预期降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面临生存压力。因此，政府应启动大规模家庭收入支持计划，取代部分基建投资，提升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缓解预防性储蓄倾向。

疫后经济恢复需提振国内需求，政策应鼓励企业设备投资和重要更新改造投资。基建投资边际回报率过低，已制约大规模启动机会，且过度投资和宏观比例失衡已困扰经济。尽管央行创造新流动性工具支持投资，但投资增速出现结构性变化，新兴行业投资增长快，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放缓。考虑到地方基建投资边际效率不高，控制节奏利大于弊。

地方政府过度举债制约支出扩张能力，需国家整体考虑解决方案。中国债务风险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方面，但整体冲击可能性低。要减轻债务拖累，需尽快明确债务重组方案，增强透明度。长远来看，需修改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符合高收入发展阶段的收入与支出体制。

地方政府未来支出应向家庭倾斜，不再依赖房地产和拍地收入支撑基建投资。房地产市场形势已变，除一线城市外，再繁荣可能性小。政府需将房地产长效机制制度化，构建稳定发展格局。此外，我国家庭消费支出和劳动报酬占比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需降低国内储蓄率，维持消费需求繁荣，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长远来看，要促进家庭消费支出合理增长，需允许名义工资更快增长，至少不低于名义GDP增长率。工资增长缓慢牵制价格水平灵活性，需允许更多市场化，缓解价格扭曲，消除宏观失衡。此外，中国经济活动分散，地方色彩浓厚，有利有弊。若将地方政府激励调整到正确方向，下放更多决策权，设置更大容错空间，可期待更多政策创新、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变化回应。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在疫后恢复中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需政府、企业和家庭共同努力，实现经济持续稳健增长。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