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4》详细揭示了我国就业人员的现状。2023年，我国总就业人员数量实现了自2015年以来的首次反弹，二产、三产就业人员数量保持稳定，城镇就业人员数量持续上升。然而，在生育率下降与老龄化加剧的双重影响下，这种短期反弹难以改变我国就业人员长期下降的趋势。

具体来看，各地就业人员与常住人口的比例差异显著。一些省份就业人员占常住人口比重超过55%，而一些省份则仅为40%出头。21世纪经济研究院指出，各省应根据自身就业人员现状，出台相关政策以稳定就业数量，同时发展新就业形态，容纳更多就业人员。此外，各地应继续放宽落户政策，将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等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吸引劳动年龄人口流入。

从劳动力资源来看，我国劳动力资源曾颇为丰富。然而，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2023年已降至8.6亿人。尽管如此，我国就业人员数量在2023年仍实现了短暂增长，达到74041万人。这一增长可能与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及一些省份对高龄农民工政策的调整有关。然而，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趋势难以改变，就业人员数量总体下行的趋势也难以扭转。

此外，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在提高，2020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0.75年。因此，我国需要通过提高“人才红利”以对冲人口红利的下降。在就业大省中，广东、山东、江苏、河南和四川的就业人员数量占据全国总体就业人员的36.22%。然而，即使是就业大省，就业人员数量占常住人口数量的比重也有明显差异。例如，浙江的比重最高，达到59.17%，而河南则相对较低。

这种差异与人口结构有关。浙江15—64岁的人口占比高达71.98%，而河南仅为64.78%。此外，浙江为人口流入地，而河南为人口流出地。因此，如何吸引劳动年龄人口成为改善地方人口结构的重要一环。在人均工资方面，北京和上海继续遥遥领先。2023年，两地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高达218312元和229337元。这背后得益于两地发达的第三产业。

然而，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在一地的聚集也会推高一地的房价、饮食、通勤成本等。因此，就业人员在选择城市时，需要权衡自身能力而做出选择。这也是近年来为何多个就业报告显示，强二线城市较一线城市更受青年就业人员欢迎的原因。（图片来源：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