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作为直接影响进出口商品与服务流向、结构及跨国投资的政府调控手段，其核心形式涵盖关税、配额及补贴等。自由贸易政策倡导取消贸易壁垒，促进商品、服务及生产要素的国内外自由流动与公平竞争；相反，贸易保护政策则倾向于利用法律与行政措施，限制外资商品与服务进口，同时激励本土产品出口，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部竞争冲击。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全球经济发展史上屡次掀起波澜，深入剖析这些历史事件，对我们理解贸易保护主义的演变逻辑、规划国家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英国《谷物法》的废止与法国贸易战的挫败

15世纪后，随着财富重心由土地转向货币，重商主义关税政策在英格兰盛行。为保护羊毛产业，英国曾严格限制东方白棉布进口，甚至立法规定特定群体必须穿着羊毛制品，违者将受法律制裁。尽管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已极大提升了英国生产力，至1820年其工业生产占全球比重高达50%，自由贸易理论亦随之兴起，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但受重商主义传统及地主贵族对农产品价格保护需求的双重影响，英国依然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并通过《谷物法》维持粮食进口高关税，即便在国内饥荒时期亦不例外。此外，《航海法》更是严格限制国际贸易中的船只使用。然而，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国内商品价格上涨，尤其是食品成本激增，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强烈批判。经过长期斗争，英国政府于1846年终止《谷物法》，取消多项限制性关税及航运规定，并开始与多国提供最惠国待遇，成为自由贸易的先驱，此举极大促进了英国对外贸易与航运业的繁荣，奠定了其“世界工厂”的地位。

相比之下，法国作为当时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在19世纪中叶逐渐倾向自由贸易，但拿破仑三世倒台后迅速回归贸易保护主义，关税税率一度攀升至25%，仅次于俄罗斯与美国。此举引发了与意大利、瑞士等邻国的关税大战，长达数年的贸易冲突导致双方出口贸易遭受重创。事实上，贸易保护主义思想起源于17世纪的法国，由财政大臣柯尔贝尔提出，并通过提高关税等措施实施。法国历史上曾因贸易保护政策导致经济困境，工厂原料短缺、物价飙升，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

美国关税政策的演变与高度保护主义

在美国历史上，关税政策在争取国家独立与主权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英国《印花税法》与《汤森德法案》的颁布引发了北美殖民地的强烈反抗，最终导致了独立战争的爆发。建国初期，为清偿国债、维持政府运作，美国于1789年颁布了第一部《关税法》，平均关税税率达到8.5%。此后，受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影响，美国开始利用关税壁垒保护本土制造业，1816年《关税法》将平均关税税率提高至20%，并对国内工业实施补贴。这些政策为美国制造业的崛起提供了强劲动力，使美国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坚持走关税保护主义道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美国多次提高关键工业品的关税税率，如钢铁、纺织品等，加剧了南北经济矛盾，最终导致了南北战争的爆发。战后，美国建立起世界上最高的关税壁垒，高度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其商业与政治生活的主导特征之一。

然而，高关税政策虽有效保护了美国的幼稚工业，助其实现工业强国之梦，但也引发了国内诸多社会问题。1913年，民主党候选人威尔逊当选总统后，推出了《安德伍德税则》，将进口关税平均税率大幅降低至26.67%。

德国关税同盟与区域性贸易保护

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影响，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了在邻国执行保护主义时，报复性措施优于自由贸易的观点。19世纪中叶，德国各邦国经济分裂，关税壁垒众多，阻碍了经济发展。为此，德国于1834年建立了关税同盟，实现了内部市场的统一与商品自由流通，促进了工业化进程，增强了国际贸易谈判地位。关税同盟的经济一体化为德国政治统一奠定了基础，使其在对外贸易中更加团结，更有效地保护本国工业和调节对外经济关系。然而，19世纪晚期，因农产品保护的需要，德国开始转向贸易保护，而城市工人则倾向于自由贸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了自由贸易对生产力发展和国际分工的促进作用，明确反对关税保护。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与全球贸易战

20世纪初，美国经济已跃居世界第一。然而，1929年股市崩盘引发的经济衰退使保护主义情绪高涨。1930年，美国颁布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数千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至历史最高水平，并设置非关税障碍。此举直接引发了全球贸易战，欧洲多国对美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英国牵头建立“帝国特惠制”区域贸易集团。保护主义导致许多国家回归自给自足经济，美国也遭受了巨大损失，进出口总量减半，部分企业陷入困境。该法案被认为是导致二战前全球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美日贸易战与尼克松“新经济政策”

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美国竞争力相对削弱，国内保护主义再次抬头。受限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对关税税率的限制，美国开始实行以非关税壁垒为特征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美日贸易战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事件，美国通过加征关税、反倾销等手段对日本多种产品发动贸易战，最终以日本签订“自愿限制出口”协议结束。1971年，面对美元危机和国际收支逆差，尼克松总统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包括冻结工资和物价、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义务及对进口商品征收附加税等措施。此后，美国的贸易政策呈现出更多管理贸易的特征，如单方面给予某些国家优惠关税、在贸易政策中夹杂政治立场等。

“萨缪尔森之忧”与特朗普时期的贸易保护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曾指出，随着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竞争力提升，美国在某些领域的比较优势可能会丧失，从而对美国福利造成负面影响。这一观点被简化为“中美贸易有损美国利益”的“萨缪尔森之忧”，成为中美贸易战的理论依据之一。特朗普执政期间，推行“美国优先”政策，挥舞关税大棒，对中国及多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实施极端保护主义政策。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呈现出逆全球化的趋势，同时将贸易战延伸至科技战，限制中国企业对美科技领域的投资及高科技产品出口。此举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认为美国破坏了多边贸易体制、阻挠世贸组织运行、扰乱全球产业链。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数字技术的发展，国际贸易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演变，极端复古的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全球化浪潮逆向而行，不仅不合时宜，还将付出昂贵代价，为世界带来深重危机。推进全球市场开放、实现可持续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是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

（作者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经贸学院国际税收研究中心教授，文章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