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迅雷（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设定为2025年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着重强调大力提振消费和适度加力基建投资作为扩大内需的两大核心策略。

　　在提振消费层面，根据我们的估算，若我国公共消费率能够达到全球平均水平，那么我国公共消费领域将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预计每年将有约1万亿元的提升空间。消费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被誉为经济的“压舱石”，同时也是经济活动的结果，受到就业、收入、预期、债务等多重因素的深刻影响。

　　2025年，通过财政政策的强化来弥补家庭和企业部门消费需求的不足显得尤为必要。从国际对比来看，我国在优化财政资金投向以支持消费恢复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公共消费率长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表明尽管我国政府在经济中的参与度较深，但用于公共消费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却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可能是由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挤占了原本可用于公共消费的财政资源。

　　全球公共消费率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2022年间，中国公共消费率平均比全球低0.8个百分点。考虑到2023年中国名义GDP达到126万亿元，如果我们假设中国的公共消费率能够回升到全球平均水平，那么我国公共消费领域将拥有每年约1万亿元的增长潜力。

　　长期以来，我国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偏低，与全球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相比均存在差距，大致保持在55%以下，远低于美国的80%和印度的70%。相应地，投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即便在2021年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后依然如此。消费贡献率偏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全球平均水平约为60%，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我国这一比例仅为45%左右。因此，直接和间接提高居民部门收入是提振消费的关键所在。

　　基于托底经济的必要性和优化支出投向所带来的提升空间，大力提振消费将成为2025年扩大内需的重点工作。具体方向包括：一是扩大消费补贴的力度和范围，例如将家居、消费电子等产品纳入以旧换新政策的支持范围，并加大消费券的投放力度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指出，要“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二是适当加大对特定困难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如多胎家庭、已毕业但未就业的大学生等。与近年来的促消费政策相比，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加注重通过收入增长来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三是加大财政资金对教育和社保等领域的投入，增加公共消费投入，从而有效释放居民消费需求。

　　预计促消费的节奏将根据经济和物价等指标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在政策托底下，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全年同比增速将从2024年的3.5%左右提升至5.0%左右。然而，由于消费是一个慢变量，提振消费需要长期努力，并进一步改善收入结构。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收入分配目标，即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并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

　　国民收入再分配改革是提振消费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推进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来增加中低收入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从而提振消费。目前，占我国人口60%（包括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三组）的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仅占整个居民部门收入的31%。若能扩大中产群体数量，将对提振消费产生巨大作用。因此，当前消费偏弱的现象并不仅仅是一个周期下行的问题，更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需要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和调整结构，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

　　在基建投资方面，考虑到2025年稳增长的目标，基建投资仍将保持较高增长。尽管从投资回报率的角度来看，当前应适当压缩基建投资，但从对冲出口和地产走弱、托底经济的角度来看，2025年对基建投资的依赖依然较高，预计全口径基建投资同比增速将从2024年的9.5%左右回升至11%左右。

　　从投资回报率的角度来看，大规模基建投资的性价比逐年下降。由于基建项目种类繁多，难以量化测算每年的基建投资回报率，因此我们以发债城投的资本回报率（ROIC）中位数作为基建投资回报率的替代指标。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发债城投ROIC中位数达到历史高点2.23%，此后逐步回落，至2023年已下降至0.46%。这一趋势与我国实际GDP增速的走势大致一致，反映了经济增长放缓后，基建等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报率也随之下降。

　　然而，当终端需求不足，尤其是出口、地产这两个增长动能转弱时，又需要通过基建投资来托底经济。即使在隐性债务高压监管的2022年至2024年期间，也依然如此。从历史对比来看，似乎基建投资的逆周期调节职能并未随着GDP增速中枢下移和经济转型而弱化。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我国GDP增速目标具有连贯性，当终端需求不足时，为避免经济增速大幅波动，需要通过基建投资来托底经济。自2012年至2024年，除受外生冲击较重的2020年未设定GDP增速目标外，其余年份的目标要么与上年持平，要么下调0.5个百分点，这使得正常年份的GDP增速不会出现大幅下滑。当全社会进一步淡化对GDP增速的关注，或者经济内生增长动能达到新的稳态时，基建投资的逆周期调节职能才有望被弱化。二是相比消费等其他稳增长手段，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效果更快。基于诸多非经济层面的因素考虑，各级政府往往更有动力去推动基建投资，而非促消费。

　　2025年，我国出口面临压力，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托底经济对基建投资的诉求预计将高于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2025年的新增赤字、超长期特别国债、新增专项债规模将较2024年有所上升，财政资金有望加大对基建投资的支持力度。

　　基建的重点投资方向预计将延续2024年的思路：一是水利管理行业，补短板仍是水利领域近年来的重要工作，2024年前11个月，水利管理行业投资同比增长40.9%；二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主要支撑能源转型和电网建设；三是物流仓储业，尤其是与城乡冷链运输相关的领域，专项债资金可用于相关领域的投资；四是在城市更新和旧城改造的推动下，城市道路、给排水等公共设施管理业的投资增速有望回升。

　　在地缘政治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的背景下，与大安全相关的基建投资在2025年也可能获得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这些项目的收益率考核要求相对较低，若其他终端需求出现超预期走弱的情况，安全相关的基建项目可能会迅速上马以托底经济。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