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通过扩大国际合作来提升开放能力，并对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等方面作出了重要部署。在此背景下，制度创新成为提升开放能力的关键，旨在更好地凝聚开放共识，形成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强大合力。

回顾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外贸体制改革成效显著，形成了独特的渐进式开放模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货物贸易实现了快速发展。从1999年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3606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九，到2009年跃居世界第二位，再到2013年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直至2023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5.9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升至12.4%，2024年更是实现了5.0%的同比增长。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的出口快速增长，进一步彰显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同时，贸易投资便利化的积极推进，也促使规模更大、质量更高、结构更优、话语权更强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加速形成。

然而，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对外开放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虽然一些相对容易达成共识的领域已经逐步开放到位，但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如何在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等新兴领域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创新国际合作方式等问题，仍困扰着一些地区和部门。同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等方面也存在障碍。从国际环境来看，虽然开放发展是世界的主流，但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地缘冲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等因素也在侵蚀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以及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成果。因此，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以更有效的制度创新推动开放制度体系系统性重塑和整体性重构，成为新形势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迫切需求。

为了加强顶层设计扩大自主开放，我国正加快经验复制推广，鼓励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对外经贸、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科技合作、人员往来、文化交流中敢闯敢试。同时，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稳步有序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形成工具丰富、形式多样、覆盖面广、撬动力大、合规性强的“开放政策包”。此外，针对服务业开放进程相对滞后的问题，我国正深入实施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进一步合理缩减负面清单，并着力推进服务业重点领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方面，我国充分利用产业体系较为完备的优势，深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合作，积极推动双向投资的体制机制改革。同时，面对个别国家破坏国际经贸秩序的不利影响，我国正大力培育具备产业链领导力和整合力的链主企业，打造创新、包容的供应体系。在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方面，我国因地制宜解决对外开放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实现扩大开放重大战略举措与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融合对接。

面对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带来的新形势新变化，我国将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新兴领域的开放合作作为重要抓手，积极推进加入相关国际协定，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同时，推动前沿科技、清洁能源等领域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的设立和开展，完善气候治理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国际合作机制。在保障开放与安全方面，我国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着力完善相关制度，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综上所述，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通过制度创新提升开放能力、加强顶层设计扩大自主开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以及引领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等措施的实施，我国将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文章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