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5年，全球主要国家的债券收益率呈现出持续攀升的趋势，其中被誉为“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一路飙升，逼近5%的关键心理点位。与此同时，英国、日本、德国等一众发达国家的国债收益率也纷纷创下历史新高。这一连串的反常现象，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处于降息周期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引人注目。

债券市场的这一动荡，源自收益率与价格之间的反比关系。随着收益率的不断上涨，债券价格自然随之下跌。分析师指出，此番全球债市风暴的直接导火索，是市场对美国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即将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恐慌反应。鉴于各国普遍面临的财政压力，这波债券抛售潮无疑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了潜在的下行风险。

新年伊始，全球债券市场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抛售风暴。具体数据显示，1月8日，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4.82%，创下了自2008年以来的新高；次日，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升至1.185%，为2011年5月以来所未见；13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4.80%，这是自2023年11月以来的首次；紧接着的14日，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达到了去年7月以来的最高点，即2.613%。

通常情况下，债券收益率的变化被视为经济整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当投资者对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时，他们往往会选择出售国债，转而投资于股票等高风险资产，从而导致国债价格下跌，收益率相应上涨。然而，对于此次全球国债收益率的大幅上涨，英国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副首席全球经济学家西蒙·麦克亚当却表示，背后的原因并非如此简单。

麦克亚当指出：“尽管主要机构对发达经济体的GDP预期并未上调，且凯投宏观跟踪的经济指标也未显示出这些国家经济有明显好转的迹象，但近期收益率的上升却更多地与投资者对特朗普政策可能对美国通胀和美联储政策产生的影响进行消化有关。”他进一步强调，特朗普政策以及美国财政是当前投资者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两大问题将在整个2025年持续发酵。

在即将开启的第二个任期内，特朗普计划推出一系列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包括对内减税、驱逐非法移民，以及对外加征关税、加大政府支出以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等。这些政策预计将抑制劳动力供给，扩大联邦赤字和公共债务规模，进而推高通胀水平。据美国智库“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估算，特朗普的财政政策将在未来十年内导致政府债务增加7.75万亿美元。

国际知名评级机构惠誉也表示，近期的债市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投资者对通胀的担忧情绪，而这种担忧正是受到特朗普计划提高关税、收紧移民政策以及放松国内财政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对于那些已经面临庞大财政赤字的国家而言，债券收益率的上行无疑将使其财政可持续性面临更大的考验。

惠誉在本周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尽管主要央行已经下调了政策利率，但政府债券收益率却持续上升，这凸显出许多主权国家在2025年所面临的财政以及其他方面的严峻挑战。”多数分析师认为，当前这波债市动荡尚未结束，债券收益率仍有进一步走高的可能。

野村证券预计，今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可能升至6%。其理由包括美国削减预算赤字的空间有限，以及到期债务的再融资需求可能导致今年美国国债发行总量达到GDP的17%左右；此外，私营部门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公共债券比例不断上升，这可能增加美国的财政脆弱性，因为私人投资者往往对市场状况更加敏感。

美国银行同样认为美债收益率可能继续上升，但上涨空间或相对有限，预计今年10年期美债收益率最高或触及5.25%。该行认为，市场最为担忧的特朗普经济政策严重推高通胀进而迫使美联储加息的情形出现的概率并不高。

麦克亚当强调，此轮债券收益率上升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冲击最为严重。他指出，美国对债券市场的依赖程度极高，债券融资占美国未偿公司债务的60%，远高于北美以外地区10-20%的水平。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家庭的抵押贷款利率对长期债券收益率更为敏感；同时，美国家庭持有的企业股票也较多，因此债券市场引发的股价下跌可能会削弱消费者信心。此外，美元实际汇率已经达到40年来的高点，这给美国出口商带来了额外的挑战。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麦克亚当认为，债券收益率上升可能会限制私人部门借贷成本下降的幅度，并迫使财政拮据的政府收紧财政政策。而惠誉则表示，过去几年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负担的普遍增加主要是由于政策利率的快速上升所致，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下去。

惠誉指出，今明两年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利息支出占政府总收入的中位数将分别升至3.5%和3.6%，而2023年和2024年的这一数值分别为3.1%和3.2%。“与增长预期增强或通胀上升推动的债券收益率上升相比，财政不确定性增加或感知到的信贷风险导致的期限溢价上升对公共债务动态尤为不利。”惠誉在报告中强调。

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惠誉认为，虽然其债务水平通常低于发达国家，但债务利息在其财政收入的占比往往要高得多。因此，美债收益率上升或美元走强将提高新兴市场的美元借款成本。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汇率贬值可能会推高通胀水平，减少降息的空间，还可能使与美元挂钩的汇率管理复杂化，并对增长前景和外部融资构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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